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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以色列開國元勛佩雷斯,回顧 70 年政治生涯和歷史關鍵時刻

曾夢龍2019-09-27 15:24:16

西蒙·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國一代的巨人,他堅持不懈地呼吁和平,他是一個永恒的樂觀主義者,一生都在追求希望和可能性。他也是我珍貴的朋友,是我智慧的源泉之一。他的故事如今成為了時代的故事,有太多需要我們去了解和學習。——巴拉克·奧巴馬(美國前總統)

《大夢無疆:勇氣、想象和現代以色列的建立》

內容簡介

《大夢無疆》是西蒙·佩雷斯的自傳,也是他的遺作。在書中,他從親歷者、決策者和見證人的角度,記錄了以色列的建國歷程,再現以色列國家歷史上幾乎所有決定性時刻,以及中東和全球的重大事件。他的第一手材料,各種幕后不為人所知的信息、決策和指令,是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最好注解。

作者簡介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2016),以色列開國元勛,接連作為財政部部長、國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總理和總統服務于國家。他是以色列建國一代的最后一人,公職生涯長達 66 年,親歷并領導了現代以色列從無到有、從弱至強、從一窮二白到創新科技領先世界的全過程,同時也是中東乃至全球重大事件的決策人物。

佩雷斯的前半生為維護以色列國家安全和利益付出一切,此后四十余年則為推動中東和平傾盡全力。 1994 年,由于他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間的和平做出了非凡努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1996 年,他成立了開創性的佩雷斯和平與創新中心,專注在全球范圍內開發、執行和平構建的項目,賦予年輕一代創新的力量和廣闊的視野。

西蒙·佩雷斯在完成本書的幾周后于 2016 年 9 月去世,享年 93 歲。

譯者簡介

吳越,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碩士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政策及實務碩士畢業。曾先后擔任新華通訊社國際部編輯、美國僑報紐約和華盛頓記者站記者、世界自然基金會媒體官員以及中國美國商會高級項目官員。在美求學期間,吳越還曾擔任密蘇里新聞學院創辦的《全球記者》雜志的編輯、隸屬于國家地理協會的《國家地理旅行者》雜志和伍爾德·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研究助理。

劉洪,新華社高級記者,環球雜志前副總編輯,新華網總編輯助理。曾赴喀布爾采訪阿富汗戰爭,后在耶路撒冷、華盛頓等地擔任駐外記者。曾在《瞭望》《環球》《經濟參考報》《新民周刊》等報刊開設專欄,著有《誰坑了中國企業》《公司的力量II》《和沙龍做鄰居》《戰地36天》等書籍。微信公號“牛彈琴”(bullpiano)創始人,曾負責新華社官方微信新媒體。

書籍摘錄

第一章? 從政的召喚(節選)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五日,我宣誓就任以色列第九任總統。那年我八十三歲。我的職業生涯貫穿了以色列國成立至今,那天則是我職業生涯的頂峰。當我站在臺上、宣誓就職之時,占據了我思緒的卻是維施尼瓦,它提醒著我這一路旅程始于何方。作為一個十一歲的男孩,我對未來有著無盡的想象,但即使是在我最野心勃勃的夢想中,我也從未想過我會迎來人生的這一時刻。

宣誓就職的慶典之夜,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年輕男子走近我,以一種連我都忍不住羨慕的、不加掩飾的以色列式坦率直接開始了和我的對話:“總統先生,恕我直言,經過了這么長的職業生涯,您在這個年紀為什么還要繼續工作呢?”

“為什么我要工作?”我問道,“我猜我從未想過其他的選擇。”

這是事實。在我記憶中,猶太復國主義一直是我立身的中心所在,并且為其服務是保證其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在我八十多歲時,在以色列政壇工作了六十年之后,為猶太復國主義工作引領著我走上了總統的位置。但是,當我還是英屬巴勒斯坦的一名年輕人時,我所想象的工作并不是在政府中任職,而是在田間工作,開墾土地,為創立一種新型的社區而工作。除了想當個基布茲成員,我其他什么也不想。

被稱為基布茲的第一個猶太人定居地叫做德加尼亞(Degania),它是在一九一〇年由一群逃離歐洲的年輕拓荒者在約旦河谷建立的。他們帶著宏偉的計劃而來,不僅是為了建造定居點,而且是為了把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變成現實。基布茲首先是一個農業定居點,是人們在巖石土壤上耕種、排干惡劣的沼澤地而加油苦干的地方。正是這些每天勞作的拓荒者們將無法居住的地方變得植被繁盛。德加尼亞適時地激勵了其他的基布茲,耶斯列(Jezreel)和約旦河谷的貧瘠土地漸漸地布滿了欣欣向榮的社區。當我移居以色列時,大概已有三十個左右的基布茲,經過一段時間后出現了更多。在最艱苦的條件下,棕櫚樹、田里的莊稼、果園和牲口讓基布茲煥然一新。它們使沙漠變得美麗而富饒,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相信,自己可以激發出無限潛力。在國家成立之前的歲月里,我們擁有強大的領導,并正在為國家機構和政府打下基礎。在那段時間,出于必要,基布茲變成了我們最中心的機構制度,這并不是因為基布茲的收成脆弱或代表了崇高的思想,而是因為基布茲承擔了最基本的職能:管理定居點和移民問題以及組織我們的防衛。盡管每個基布茲有自己的獨一無二的特質,它們都圍繞著共同的中心愿景組織起來。在追求猶太復國主義夢想的過程中,拓荒者們也曾試圖重新設想過一種新型的社會,一個建立在平等合作、正義公平以及集體共有和群居生活之上的社會。

我喜歡在特拉維夫的生活。每天下午,我會騎著自行車行駛在馬路上,數著一棟棟拔地而起的大樓,把每日的施工進度分門別類。但真正俘獲我心的是遠方的基布茲。我曾在高中時加入青年運動,因此也見過這個猶太國家最偉大的拓荒者們,并向他們討教學習。在學校,我們以學習為重;而在青年運動里,我們可以放飛夢想。我在童年時光一直將拓荒者們奉為重要人物,我已經確信,加入到他們之中就是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最崇高的呼喚。我想把城市的喧囂和田野的安靜作交換,著手探索改變這塊土地。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組織的領袖艾拉南·伊沙伊(Elhanan Yishai)開始了解我要追尋的道路,非常好心地選擇了我當他的助手。

1928年,我(右邊),我的弟弟革順(吉吉),我們的父母薩拉和伊扎克·帕斯基,于維施尼瓦。(西蒙·佩雷斯檔案館提供)
恩德培行動之后,總理伊扎克·拉賓和我歡迎人質回家。(烏里·赫茨爾·扎希克攝,以色列國防軍和國防設施檔案館提供)

“我想你應該考慮一下本舍門(Ben-Shemen)。”在一次即將改變我人生的談話中,他對我如是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本舍門青年村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它由德國醫生、教育家齊飛格·萊曼(Siegfried Lehmann)博士于一九二七年建立。它也一直是我所知的最美好的地方。

首先,它是不少人稱之為家的地方,這些人包括在歐洲成為孤兒但最終獨自抵達英屬巴勒斯坦的勇敢而孱弱的孩子。但它遠不止如此。它既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知識中心,也是一個學習猶太復國主義信條最實際的運用的地方。它是男孩女孩學習技能的一個地方,比如,如何在貧瘠的土地上定居,如何放羊、給山羊和奶牛擠奶,如何把種子播種到堅硬的鹽漬土壤里吸取養分,以及如何正確打磨、揮動鐮刀。它也是把男孩女孩訓練成軍人的一個地方,讓他們了解猶太復國主義無疑需要一場戰爭。學生們學習如何射擊、打仗,學習如何看星星辨別方向。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學習基布茲生活所代表的價值觀:如何平等地一起工作,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建造并維持一個社區。它是把孩子變為領袖的地方。本舍門剛接收了一大撥來自歐洲的孩子,基布茲的領導希望他們能和那些早些時候從歐洲移民過來的其他孩子結對,讓后者幫助新來的孩子盡快適應不同的生活。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艾拉南又塞給了我一個消息。“你不一定非得去,”他說,“但我想讓你知道,我已經推薦了你,因為我了解你家里的經濟條件,我還為你申請了獎學金。”當時的我看起來肯定是一臉震驚。

“他們想你去,西蒙,”他笑著說,“而且他們會支付所有的費用,所以如果你想去做,決定權在你。”我從椅子上跳下來,徑直跑回家告訴我的父母。我甚至沒有征求他們的許可。我只是懷著一個十五歲男孩所有的激情和焦躁,告訴他們我的計劃和希望。我確信,這就是我的命運。我想,他們能感同身受。

一九三八年,我來到本舍門,帶著滿腦子的想法和學習的渴望。我至今都記得第一次通過它的大門走進院子里的情景:中間是一個小小的廣場,一棟棟樸素的平房環繞在四周。院子中央有兩棵美麗的橡樹,它們就像年邁的巨人見證了幾個世紀的滄桑。大樹底下站著一小群孩子,正圍繞在一個看起來像老師的人的身邊,認真地聽她討論當天的課程。

我被分配到一間空出來的木頭屋子里,就在狹窄的土路盡頭,和其他兩個男孩一起快樂地生活。有時乍看起來,這里還真像是夏令營。我們會說笑話、互相惡作劇,也會在火爐邊唱唱歌。我們會經過臨近的山麓開始我們漫長而蜿蜒的徒步旅行,也會在做家務的時候玩各種游戲。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個地方,讓我真正交到了朋友。在特拉維夫,我是個局外人。在本舍門,我是受人歡迎的。

不過,盡管有同志間的情誼和偶爾的惡作劇,我們都敏感地意識到我們肩負偉大的使命,這個使命要遠遠大于我們自身的使命。我們不僅生活在猶太歷史的最前沿;我們正用自己的雙手塑造這一歷史。我們每種下一顆種子、每收割一次莊稼,我們的夢想仿佛就會向更遠處延伸。就在這塊惡劣的土地上,我們將重建猶太國家——馴服這塊土地、確保它可以養活數百萬人的責任就落在了我們的身上。我們一再提醒自己:如果我們不能在我們的人到來時填飽他們的肚子,那我們又能給他們提供什么樣的安全?所以我們不得不做好準備。

1993年9月在華盛頓特區簽署《奧斯陸協議》。(艾維·奧哈尤恩攝,政府新聞辦公室提供)
1994年,和總理伊扎克·拉賓和巴勒斯坦權利機構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共同領取諾貝爾和平獎。(薩阿爾·雅科夫攝,政府新聞辦公室提供)

白天,我們在田間勞作或是在教室里學習。夜晚來臨,我們站崗放哨。臨近村落的阿拉伯人時常會向我們開火或是企圖偷走我們的食物和供給。我曾被任命為一個哨所的指揮官,這個崗哨坐落在村子邊緣一個加固的鋼筋混凝土的建筑里。每當太陽落山,我就會爬上鐵梯子、擺好望哨的姿勢,我背靠墻,身旁是我的步槍。每次我都希望是一個平靜的夜晚——但許多時候有人會向村里面開槍,許多個夜晚我也不得不向著黑暗開火。

每次站崗,我都會經過格爾曼一家的房子。格爾曼先生是我們的木工老師,我經常會看見他在前院鋸長條木板。有時,我也會看見他的妻子在照料花園,澆澆花或是查看土豆的長勢。我會揮手大聲向他們問候。

在一個特別的夜晚,我看見一個從未見過的人光腳站在他們家的門口。她棕色的長發梳在腦后、編成辮子,露出動人的眼睛,這是個我從未見過的美人。我們的目光僅僅接觸了片刻,在相互微微一笑之后,我的心已被她俘獲。她仿佛徹底擊垮了我,然后即刻又把我給重新組裝起來。她叫索尼婭,格爾曼家的二女兒,就在這個村莊長大。每天晚上,我都會看見她,她總是赤足緊挨著一臺割草機。我徹底被她迷住了。

有時我會鼓起勇氣跟她講話。不過她并沒有被我打動。我也盡力而為了:我給她念詩甚至讀卡爾·馬克思的章節,但似乎沒有什么突破。直到有一天,我請她陪著我一起去一塊小黃瓜地。黃瓜的香味,那種自然的浪漫終于起了作用。她看我的眼神與往日有些不同——最終有點像我一直看她的眼神。

索尼婭是我的初戀,也是我唯一的摯愛。我知道,我會找到一個年輕的女人,她既溫柔又堅定,在每個方面都是偉大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索尼婭允許我放飛夢想,但也讓我腳踏實地。在我追逐自己最狂野的夢想時,她信任我、支持我,但她從來不讓我太過激進。她是我的指南針,也是我的良知,二者的合體。在這世界上,我愛的人非她不可,而且不知何故——可能是因為某個原因——她似乎也做好了愛我的準備。

這是因為本舍門。這是一個我們白天看書學習、晚上持槍御敵的地方。一個我們可以聽從內心召喚、追逐自己目標的地方;是我們的靈魂伴侶可以等我們一起散步的地方。

這也是一個充斥著政治戲碼的地方。正是在那里,我完善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并且第一次有機會把這些觀點付諸實踐。實際上,就我們在本舍門從老師那里學到的一切東西而言,沒有什么比我們暗中做的那些事情更影響時局發展了。本舍門是好幾個政治青年運動的發源地,在這些組織中,學生們會就猶太人的未來、成立猶太國家的必要性以及創建猶太國家所需的策略進行辯論。但這種政治活動是官方明令禁止的,因此這些辯論一般都在晚上進行,以秘密的耳語或是慷慨激昂的訴求形式出現。這些是一代人之間的對話——最年輕的一代——這些對話源于這樣的想法:我們試圖建設的是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想說的遠非我們的語言可以表達。我們覺得,我們的使命仿佛要比保衛家園更加偉大,設想一個新型的社會也是我們的工作。這是基布茲體系背后的驅動理念,我們一直堅定擁護的一個想法。或許因為與自身利益休戚相關,還有因為我們的角色讓人感覺如此重要,我們的辯論經常格外激烈。

盡管我們擁有共同的理想,我們中也涌現出大量的不同意見。一些基布茲的領導者是斯大林主義者,他們要求在基布茲內實行思想集體主義,他們視猶太國家為加強紀律和秩序的一種機制,希望可以復制蘇聯的體系。而我則相信,有的人曲解了馬克思學說,其執政風格也并非社會主義理想。我相信,我們需要一個獨特的體系,而非復制蘇聯的體系或是任何其他體系,我們的體制應該能反映出建立在猶太人道德準則之上的國民精神。就像赫茨爾曾經說的那樣,“的確,我們渴求擁有我們的那片古老土地,但在那土地上,我們期盼的是猶太精神能綻放出新的花朵”。

隨著時間推移,我漸漸成為這些秘密聚會的重要參與者,而不再是一個局外人。這些青年運動的早期經歷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也逐漸改變了我的處事方式。當我越來越成為屋子里的主導聲音的時候,我越發意識到我有多喜歡這樣;還有,站在人群面前用話語而非其他來改變人們的思想和信仰甚至是歷史,是多么有影響力。即使還是一個懵懂少年,我就為自己擁有獨特而渾厚的男中音感到幸運,因為它令我的話語自帶權威的光環,甚至在我還沒有任何權威之前。


題圖為佩雷斯和平與創新中心(約翰·澤爾頓攝,佩雷斯和平與創新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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